智能革命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将是极为深刻的。从整体来看，智能革命将可能从如下几个方面为全球社会的发展带来众多新的机会。 

第一，通过生产力革命来改善和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智能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智力活动的模拟，生成一些对复杂问题的简易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其实际上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每个人工智能体都可以被看成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新劳动力。概言之，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智能劳动，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有新的飞跃。因此，人工智能革命也往往会被定义为劳动力增加的革命。在更多的人工智能劳动力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生产力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管是在第二产业的制造岗位，还是在第三产业的服务岗位，都会出现大量实体的或虚拟的机器人为人类创造财富。在劳动力大量增加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为在全球层面更加均衡地分配财富创造了物质条件。 

第二，通过生产关系革命来改善各国之间及其国内社会的相互间关系。智能革命的另一核心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应用之一是智能合约，即通过数字合约的方式将合约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代码化，然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智能合约就能自动生效。因此，区块链为各类生产关系的管理以及各国的关系管理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用区块链技术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改革提供全新思路。简言之，区块链技术是一种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第三，通过知识革命可以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基础之上，一场更为深刻的知识革命可能会发生。例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不同种类的、分布在物理世界或虚拟空间中的机器人可以产生，从而给更多人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教育内容。另外，人工智能中的自适应教育技术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加精准的教育内容服务，这种技术可以根据受教育者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在知识图谱技术的基础之上，以一对一的方式提供更加深入和精准的教育辅导。对于个体而言，就相当于一对一地配备了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辅导。如果这一技术实现广泛运用，那么将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受教育群体带来一次非常深刻的知识革命。同时，在VR和AR技术支持下的元宇宙空间之中，人们可以沉浸式地学习相关教育内容。正如爱利克·克罗科斯（Eric Krokos）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学生在参加VR练习后，可以吸收更多信息，从而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元宇宙的沉浸式教育体验可以大大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其对于远程教育而言是一个重要辅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较弱的受教育者而言，这种沉浸式的远程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均等化机会。 

第四，通过沟通革命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这种沟通革命是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的。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支持之下，人们可以更多地享受机器翻译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之前人们前往世界各国，不得不依赖自己的跨国语言学习或专门的翻译服务，然而，机器翻译技术带来的便利，使得每个个体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与他国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充分交流。这种充分的交流，既带来了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也带来了人们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尊敬、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譬如，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者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实时、多语种的机器翻译，可以将中国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同样，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一技术，将其商品卖到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的机器翻译服务起到了辅助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机器翻译技术的基础之上，新一轮更加深刻的全球化必然发生。 

整体而言，智能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全球性的发展机会。简言之，智能革命带来了一种全球的发展增量，而如果这部分增量的内容被运用得当的话，其可以给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增加提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智能革命是一种强大的技术赋权的革命。具言之，智能革命下的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推动新的分配机制形成，将价值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蕴含了更多向社会赋权并更有效解决公平问题的潜能。如果人类社会可以充分地运用这一革命带来的赋权机会，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发展群体将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可以从根本样态上改变之前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地区冲突问题、卫生治理问题等，归根结底都属于发展性问题。换言之，这些问题根本上是由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霸权国家的存在使得国际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等级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因此，在这一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是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如果人类社会可以充分运用智能革命带来的发展增量，并将这些增量较为均等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那么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前一部分讨论了构建一个合作开放的未来智能世界的意义。我们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进一步构建智能共同体。换言之，在智能革命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将形成一个既包含人类个体，也包含诸多智能体的更加紧密的智能共同体。这样的智能社会存在进一步增加人类社会整体性福祉的可能性，可能会给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如果西方国家仍然采取其一贯的零和逻辑，未来的智能社会将可能发展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分裂的两个世界，整体性的智能社会将无法形成。按照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政客的构想，未来的智能世界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这些发达国家垄断了智能相关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则无法获得这些智能技术，只能为发达国家进一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初级产品。进言之，在未来的智能世界中，由于技术强国具备先天的垄断数据的能力，个别大国可能会掌握全球的数据信息，而技术弱国在很大程度上将面临“数据殖民”危机。但这些政客没有看到的是，智能革命将会带来巨大的撕裂效应。一方面，这种撕裂效应会在其国内社会出现。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首先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内部社会撕裂；另一方面，这种撕裂效应又会延伸到国际社会。这种强冲突最终可能会将整个智能革命带来的积极效应完全吞没。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共同体的观念来理解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整体性影响，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信息革命的后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中）建立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取得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进展。例如，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中国的某些应用如微信和支付宝的发展等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再如，在通信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5G技术及其应用也走到世界最前沿。因此，中国便更多地具备了代表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设未来智能世界的一种可能性。中国在近年来提出了多个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未来，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中国同样需要代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出全球智能发展倡议，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之下，从中国参与智能革命的已有经验出发，以及从全球智能社会整体思考的角度出发，为全球智能的发展提出一种全新的理念。笔者认为，这种全新的理念可能会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研究的开放性。科学研究本身是无国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进步属于全人类。但是，美国与其伙伴国家组建的“技术联盟”却在加紧构筑防止先进科技成果流向竞争国家的壁垒，其希望通过“技术多边主义”形式实现新的技术霸权体系，筑牢传统霸权体系的基石。因此，我们要摒弃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霸权观念，要从全人类共享的角度思考科学技术发展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整体性福利增加。从这一角度来讲，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人为地设置科技交流的阻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 

第二，产业发展的合作性。唯有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整体性红利运用到产业发展之中，才能给人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产业发展关系到技术的实际应用和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同时也涉及全球性合作。目前，全球性合作已经体现出一种供应链的全球属性。然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却通过逆全球化的手段来试图形成产业发展的再国家化。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希望通过再国家化来封锁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之前在全球性分工之中，已经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合作的某些机制，未来在相关智能产业中，我们同样需要发挥这种合作机制。例如，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可以充分参与到智能产业的发展之中。举例而言，人工智能产业高度依赖数据标注，而由于数据标注的技术含量有限，可以由技术程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来承担。在某种意义上，数据标注仍然属于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数据标注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扩散可能会加速，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新的机会，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此类产业合作。另外，由于集成电路产业投入成本极高，其本身便是一种全球合作性产业。然而，近年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使用EDA软件、阻挠晶圆代工厂为发展中国家的芯片设计企业制造芯片等方式，来干预集成电路产业的全球性分工，这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这种做法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研发成本和产业成本，以获得先进制程的芯片。换言之，这一做法将不可避免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国产化替代的方式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而这一发展又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的集成电路上游产业出现订单和商业利益减少的现象。所以，从最终结果来看，还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光刻机制造和晶圆代工行业陷入整体性衰落。这种破坏全球性合作的做法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我们需要在未来全球智能产业发展中摒弃这种零和逻辑与冲突思维。 

第三，文化交流的包容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最终将被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数字技术内含一种同一性，其在某种意义上会对多样化的文化产生挤压效应。譬如，数字生活可能以“数据”为核心，消解时空距离对社会交往的限制，从而对文化、社会和个性进行同一化和系统化重构。同时，人工智能所增加的全球性社会交流，则可能进一步加大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就会变得至关重要。这种包容性一方面意味着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包容，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数字弱势群体的包容。包容的观念意味着，行动者要摒弃“唯我独尊”的霸权论思维，要尊重不同的文化群体，同时对那些在数字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也要给予足够的包容。否则，这些愤怒的人群就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未来的智能社会形成某种巨大的撕裂效应。 

第四，人类前途的整体性。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诸多后人类主义的讨论。这些观点认为，在智能革命的基础之上，会产生一种“数字后人类纪”。人类纪是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思考，数字后人类纪的观点则认为，在智能革命的系统性影响之下，人类很可能会将自己置于自我颠覆的境地。这些观点都指向了人类的前途，而对人类前途的整体性思考则不可避免地需要全球性共识的出现。因此，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这种全球智能发展的倡议，从根本上是希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圆桌上坐下来，运用移情和共情的方法思考智能革命给对方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并在交流和互动之中逐步形成整体性的全球性共识。这样才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整体性方案，而不是在相互的恶性竞争和偏狭的俱乐部思维之中，走向一种数字后人类纪所描述的悲观结果。 

整体而言，智能革命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如果这些发展机会可以被人类社会充分把握的话，智能革命带来的整体性增益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全球治理中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分析，但现实的情况是，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运用零和逻辑来思考智能革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这种零和逻辑导致在目前智能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而要打破这种发展困局，我们就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合作开放的新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构建，即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打造未来人类社会智能共同体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形成全球性的智能发展倡议。这一倡议要保证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产业发展的合作性，还要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充分体现包容性，并从整体视角出发思考人类社会的前途与未来。